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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经济学与感性的幸福  

2009-02-16 23:44:09|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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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经济学与感性的幸福

——读理查·莱亚德的《不幸福的经济学》

任孟山

 

越来越科学化并因此而感觉自豪的经济学,很少关注“幸福”这类概念,一方面它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非科学性的感念,因其主观性过大而几乎无法测量和讨论;另一方面它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是本学科的内容,而是需要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等平台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是个永远没有定论、且无法获得定论的问题。但是,理查·莱亚德的《不幸福的经济学》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此书在2005年出版英文版之后,在西方媒体曾经引发过“财富与幸福”的新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是第一个中文版本。

 

理查·莱亚德是英国当今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曾经是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团成员,自2000年起还担任了英国上议院议员,倡导“幸福治疗国家”,被誉为英国的“首席幸福经济学家”。他认为,广泛来说,经济学是把一个社会在幸福程度上的改变与它的购买力划上等号的学科,但是他从来不接受这样的观点,而且过去50多年的历史也证实并非如此。因此,他坚持认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我们必须考虑现代文明如何让我们不幸福、即使有钱为什么还不幸福、要GDP还是要幸福等一系列问题。

 

客观地说,理查·莱亚德虽然非常有影响,但他绝不是在经学家界唯一关注幸福的经济学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两位瑞士经济学家(布伦诺·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合写的著作,书名是《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虽然它被称为第一部在经济学与幸福之间、幸福与民主之间建立起实证性联系的著作,可是它的影响力不是足够广泛,原因主要在于它主要以瑞士为研究基点,另外,从学术霸权的角度讲,经济学家历来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人更有影响力。但是,这本通过严格的变量关系发现了两个结论:一是民主机制和自治程度越发达,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二是收入的提高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这样的效果则更具实质性。

 

这两个结论与莱亚德的《不幸福的经济学》有部分异曲同工之妙,莱亚德在幸福的来源中提示人们:一个国家的平均幸福若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大致可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认为其他人可以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的品质,以及宗教信仰(自杀率也可以)。从英国与美国的数据来看,二战之后经历了财富急剧增长的今天,大部分成年人却认为可以信赖别人的比例已经不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半。

 

其实,虽然莱亚德没有征用中国当下的数据,但我们的社会今天不也是如此吗?尤其是转型社会下,真正的契约关系没有完全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关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人们唯钱是图、人文精神滑落、信仰空虚等问题层出不穷,人们之间的原有信任在利益至上的高歌猛进中急剧衰退,在还没有培育公共精神的背景下匆匆走进了自私的“理性人”角落,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利用自己能够掌控的各种资源,尽可能为谋取私利预留空间。从中国尚没有现代化的状况来看,这种情景有其可以理解的历史缘由和现实依据,毕竟,人们已经穷怕了,都一门心思想过好日子。

 

这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的公共部门却需要在GDP与人们的幸福之间,认真考虑两者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而这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莱亚德所谓“政府的品质”,二是GDP需要走下神坛。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供应跟不上人们的需求,不论是教育、医疗,还是住房、交通,这些问题都在考虑并督促政府提高公共品质。而当前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造成经济下行的现状,也在考验着政府调整政策、把控局势的宏观能力。而第二个问题则在中国已经于2008年取得30万亿元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因为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官员考核模式、资源配置模式等,都需要在“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规模性改变和全面转变。

 

而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位同样关注幸福但比两位瑞士经济学家更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即巴西前农业部长何塞·卢林贝格。据说他总是充满奇思妙想,在一次在瑞士乘飞机回国飞越大西洋的时候,他突然想:如果这时候飞机坠毁,自己的家人、航空公司都将得到一笔赔偿金。而因为这笔赔偿金,巴西和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马上得到相应地攀升。如果瑞士的航空公司因此再买进一架新的民航飞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将再一次得到攀升。

 

他还风趣地提到过另一个例子: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孩子难以获得母亲的呵护,母亲难以找到注视孩子成长的幸福感,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减少了,经济总量却提高了。

 

所有这些不考虑人的生存状态只考虑经济数字的经济学,被卢林贝格称为“不幸福的经济学”。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一些城市在起劲地炸楼、扒路再建楼、修路中,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因为GDP在这些行为的过程中,一次次地获得了提升。不过,客观地讲,当下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推行就是例证,但是,这个包含着观念转变的巨大转向,需要足够强力的政治推进与社会动员。

 

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的价值也在于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没有将财富作为核心的唯一的研究目标,而是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福祉的提升,即“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他还令人信服地论证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证明到一个极限点之后,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也一直在拓展他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伦理学与经济学》等经典著作中,持续讨论发展与自由、自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认为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自由的扩展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上述经济学大家,都在关注效率、效用、资源配置等经济学核心概念之外,细心地讨论人的幸福、人的价值等问题。或许,在中国这个没有充分发达的社会,过多地关注幸福是个奢侈问题,也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呼应,可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借鉴它山之石的精神下,认真考虑些看起来好像是前沿的问题而少走弯路。

 

当然,上述关于经济、经济学与幸福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影响人的幸福的外部因素,而人的幸福在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仍然绕不过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即个人价值观和每个人的感觉。而这正是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测不准”而无法纳入经济学讨论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却需要严肃地为自己设定幸福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在功利主义中迷失自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幸福不仅是莱亚德所说的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个人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生命的价值最终体现于生活。这个看起来有点后现代色彩的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包括在内?即便不是,或许在理性的经济算计中,我们还是逃不过感性的幸福感受。毕竟,我们都不是“经济人”也不仅仅是“经济人”,因此我们不能在经济学话语霸权中,把这个学术假设放到自己的生活中而弄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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