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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3月5日—13日书评  

2009-03-06 10:48:22|  分类: 《华夏时报》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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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最后的投行
——读《最后的大佬》
文/金石

   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华尔街最神秘的投行,在其150多年历史上很长时间内都是一家家族企业,也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国际投资银行之一。《最后的大佬》是一本迟到了一年的书,作为拉扎德银行的传记作品,它力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自传《动荡的年代》,获得了2007年《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以及《经济学人》杂志的年度最佳商业图书第一名。
   就在《最后的大佬》中文版迟到的这一年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了,在一段跌宕起伏的拉扎德银行的历史之后,新的投行历史被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最后的大佬》讲述的是一个精英投行、几位精英投行家的历史,2008年的金融风暴已经让投行这样一个行业成为了历史。
   然而,让投行业成为历史的深层原因,我们依然能在《最后的大佬》的脉络之中寻找到:“拉扎德银行的历史是一个从内部倾轧、毁灭到复苏的故事,它完全证明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性毁灭’一直活跃在经济与社会中”。这种“创造性毁灭”的理念,甚至还孕育着美国目前那些“死掉”的银行的未来。
   作者威廉?科汉,曾是一位多次获奖的调研记者,后来到华尔街做了近20年的投资银行家。他还曾在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过6年,之后成为摩根大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样的经历是科汉写作《最后的大佬》基础,“科汉将对内幕进行探索的热情和讲述故事的方法精妙结合,创作出了本书”。
   在写作过程中,科汉追踪了各方线索和传言,对各个秘密记录进行了深入挖掘,同时还进行了超过100次的采访,书中描述的场景非常宏大,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引人入胜:有对1931年几乎毁灭拉扎德银行的捷克流氓交易员的描述,还有二战时躲避纳粹分子的银行家们从欧洲大陆到北美的逃亡史,以及20世纪60、70年代费利克斯?罗哈廷在ITT的哈罗德?吉宁的大肆收购活动中所担任的独特角色。
   “最后的大佬”一词,既是给拉扎德银行的,更是写给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伟大的投资银行家的,因此,费利克斯的故事贯穿《最后的大佬》一书的始终。
   费利克斯是谨慎、隐秘和诡计多端的,这是他和他的拉扎德“教父”安德鲁?梅耶的特性,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特性。在一个多世纪里,这家传奇性的家族企业成为了众人眼里的顶尖投资银行,它拥有欧洲傲慢的贵族气质,在大西洋两岸拥有绝佳的人脉,它能向富豪和大企业家们所提供无与伦比的顾问服务。
   尽管它的规模比高盛等对手小得多,但是拉扎德却赢得了华尔街内部人士的普遍敬畏。当拉扎德的竞争对手们纷纷上市,并将业务扩展到贷款、承销及其他服务时,拉扎德选择保持专注和神秘。它的秘密武器不是繁多的业务线或坚实的资产负债表,而是判断力、私密性及精妙的策略。
   那些在拉扎德工作的神秘“大佬”们,不仅为公司积累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和社会名望,还带来了巨大的权势。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核心方法论,就是“个人英雄”的哲学,它聘用行业里最聪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以最好的交易构想而非资本撬动生意。拉扎德所钟爱的资产,是那些天才银行家在大脑中勾勒出的奇思妙想——比如费利克斯?罗哈廷根本不会使用电脑,却帮助IBM设计了敌意收购美国的莲花软件计划。
   但是,如上面所说的,任凭多伟大的天才,也改变不了投资银行业深层次的危机所在,就是它那难以驾驭的贪婪。
   在拉扎德辉煌历史背后,到处都是华尔街投行内部永无休止的野心、阴谋与权力的纷争,以及隐秘的丑闻。费利克斯就不止一次在政治和业务中左右腾挪——他曾涉入了ITT、吉宁、和尼克松的丑闻。
   《最后的大佬》再现了华尔街这些著名顶级银行高管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国际投资银行背后、甚至整个华尔街都参与的肮脏秘密。
   由华尔街肇始的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除了外部环境的原因,究其内因还是反映了投行运作的短视和缺陷。操纵投行交易的人具有怎样的贪婪和欲望,导致他们在资本的市场中跌宕沉浮?庞大的野心,是拉扎德成功与衰败的最大动因,驱使着每个“大佬”为了膨胀的欲望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
   《最后的大佬》是历史,也是本质,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市面上目前堆积如山的“金融风暴”、“投行内幕”类的应景之作与其无法比较,因为完全不是一个水准,在《最后的大佬》你能找到阅读历史的快感与感知现实的体悟。

 

没有监管就没有金融业持续繁荣
——读《扩大开放下中国金融安全与监管研究》
文/王爱俭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蓬勃兴起的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跨国银行业不断发展,而银行业不断向全球各地扩展业务的需求却也决定银行监管的弱化和放宽。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1997年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均加剧了这一趋势。跨国银行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发展机遇,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在跨国银行业空前繁荣的“泡沫”下,充满危机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酝酿,并和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的一场金融灾难——亚洲金融危机。与上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危机和90年代初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一样,在21世纪初,准确地说,在2008年,在美国,由于新的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以后,监管部门对它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任由银行和其它销售该产品的机构不断地推波助澜,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爆发,从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更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事情。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各国金融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利润与风险同在,这种“双刃剑”效应便构成对金融安全与监管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的重要意义所在。
   《扩大开放下中国金融安全与监管研究》一书,紧密联系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实际,分析了危及和维系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未来几年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度加强金融监管主要措施。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力图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问题的理论框架。
   在对中国金融状况的实证分析中,作者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入手挖掘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经济、金融指标。在指标选取上,充分根据我国的自身经济特点,结合金融危机的引发根源和参考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成果,设计出符合我国特征的经济、金融指标体系。结果显示,在我国实际汇率的变动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这也就表明在近期内,对我国的金融系统而言,外源性的投机冲击将比内源性的金融危机更严重。这一点正是因为中国的银行都是由国家所有,有着国家信用作为其坚实的后盾。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走势良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所以内源性的金融危机在近期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当我国全面放开资本项目时,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国际游资将会蜂涌而至,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对我国的汇率造成冲击,两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引发货币危机。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最危险的就是外部力量的冲击,而防范这一危机实现的前提就是对国际游资进行限制,不能过早地放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对中国而言,面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多变因素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地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同时,中国金融企业的不断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必须强调审慎经营的重要性;不能盲目地搞粗放型扩张;银行一定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银监会要不断对银行发出风险提示;要充分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起着重要作用,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迈进生活世界的公民社会
——读《中国公民社会蓝皮书》
文/徐桂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起来,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从1990年代起,“公民社会”(又译“市民社会”)亦成为我国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个议题的探讨大致经过了从侧重理论思考到理论与实证并行的过程。时至今日,“公民社会”已不仅是一个学术的话题,而逐渐成为公众能够真切地观察和参与的社会现实。面对各种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我们在感到振奋的同时,也需要及时地总结: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获得了哪些经验,以及存在什么问题。
   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历时3年完成的第一本《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通过全景式的描述与深入具体的分析,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该书集合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和社会科学界一批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被学术界称为完成了一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该书涉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环境、综合概况、门类报告和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正如书中所言,“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的门槛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是中国过去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这虽然不是相关各方在一开始就自觉追求的目标,却是中国社会的各种行动主体(如社团、政府、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互动中得来不易的结果”。去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比如,198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全国范围有组织的保护消费者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特别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消协与传媒形成良好的互动,为公民权益保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与官办社团相比,民办非营利组织自主性较强,在就业、扶贫与经济方面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亦具有极大的潜力,并有望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和体育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领域成为新的支柱。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民营研究机构开展的学术活动为知识界与公众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比如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双周论坛”和“天则论坛”、“中国律师观察网”的“嘉言论坛”和“博闻论坛”、传知行研究所的“公民转型论坛”等。公民社会的精神最终要落实到个体,而这类学术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公民意识的自觉。
   近年来,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活跃在环保舞台上,引起世人的关注。自1994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以来,这类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在公共领域发起宣传倡议、开发环境保护项目,并在“怒江建坝之争”等重大环境保护事件上影响公共政策,因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被媒体称为“民间组织的环保运动”。《蓝皮书》的门类报告特别对环保组织的关系策略、合作机制及相关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19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与互联网的在我国基本是并行发展的。近年频繁发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媒介事件”,浮现了一个成长中的公共空间。这一现象在《蓝皮书》中也得到了关注。师曾志和杨伯溆教授分析了“当刑警在网上遭遇逃犯”和“揭露山西黑砖窑的神秘母亲”两个案例,认为公民交往中的平等、正义、参与、信任等“公民性”在网络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成为公众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影响和改变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制定机制。
   诚如该书主编所言,“公民社会的成形是中国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生命力表现,既是我们乐观看待中国的社会领域中今后一个时期能够健康发展的希望之所在,也是我们乐观看待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建设的凭借”。《蓝皮书》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制度性因素已成为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过程无疑是富有挑战性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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