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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力量》:全球第一部电视版公司史  

2010-08-27 19:54:00|  分类: 《华夏时报》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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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力量》:全球第一部电视版公司史

——本报记者专访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公司的力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公司的力量》:全球第一部电视版公司史 - 任孟山 - 还在路上

 

 

自2010年8月23日至9月1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每晚黄金时间正在连续播映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这部片子由曾经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总导演任学安率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亚、欧、美洲的八个国家、记录了50多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司、采访了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百余位各国资深学者。正因如此,此片刚刚播出,即引发了社会关注。为了向读者全面解读这部纪录片,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副总监、《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

 

《公司的力量》:全球第一部电视版公司史 - 任孟山 - 还在路上

 

《华夏时报》:对这部纪录片的构思,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学安:这个片子是在08年年底做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片子,叫《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做完这个片子之后,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走了8个国家,做了《公司的力量》,它涉及到中外股份公司从诞生到衍变到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生的各种各样制度性的变迁,以及公司文化、创新、管理等一系列主题。而这个片子的缘起不是在08年,而是在05年创作《大国崛起》的时候,就开始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就做一下公司的力量,因为我们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公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说如果没有公司,恐怕现代化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但是,虽然这个思考一直在持续,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主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06年做完《大国崛起》,07年做了《复兴之路》,紧跟着又做了《中国故事》,但是,这也正好给了我们一种积淀,使我们做《公司的故事》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在做这些片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从世界上大国崛起的现代化500年这样一个历史来看民族国家的兴起,使我们有了一个全球性的观察;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现代化历史,以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三个东西里面恰恰都闪烁着公司的声音,所以,我们做《公司的力量》确实具有必然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从05年有这么一个想法,到08年、09年、10年这三年,我们看到公司更加引人关注……

 

《华夏时报》:公司本身就跌宕起伏。

任学安:对。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比预想的提前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大国崛起中,中国的经济率先崛起,那么,它通过什么东西来表现呢?它最终是通过公司这种形式来表现的。而金融危机恰恰又是公司导致的,那么,公司在社会舆论反复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就是说,现实也需要我们对这个话题进行关注。而且,30年改革开放我们总结什么东西?国家有国家的总结,社会有社会的总结,每个层面都在回头看中国的基本道路。而今年又是几个特区的30周年,我们看到,有的特区是从村庄变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或者是从渔村、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这里面,是有解放思想,但是落到一个具体层面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公司”。如果说是公司改变了深圳,是公司组成的深圳,是公司组成的珠海、厦门、汕头,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说,做这样一个题目,一方面是我们剧组、我们这个团队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需要。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从中国的现实出来,来思考的这个片子。

任学安:对,是这样。

 

《华夏时报》:从创作方的角度讲,这部纪录片想给受众传递什么样的思想或者看法?

任学安: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发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公司是无可替代的力量,它是很多领域的急先锋,很多事情的开创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是公司推动了现代化。从早期来看,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由政府号召的,而恰恰是民间的力量以股份公司、合伙制的公司、早期的股份公司、民间的小公司等,来积累资源、积累财富、积累智力资源,进行创造发现,然后推向市场,这么一点点来形成的(工业革命)。包括世界市场的开拓,也是由公司来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

 

《华夏时报》:中国的公司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任学安:对。历史上,公司这种制度进入到中国太晚,而且,在历史上,中国就没有发育出来“现代公司”这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传递什么?既然全球范围内,没有一部公司史,那么,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写一部,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另外,我们感受到中国三十年的急剧变化,公司作用甚大,而且,公司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以及文化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举一个都知道的数据,现在80%的岗位是由公司提供的,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形式提供的,这个数据意味着几乎每个家庭里都会涉及到公司,我们吃穿住行的用品都来自于公司。也就是说,公司就在我们身份,但是我们对它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觉得需要用电视化的形式让人们来认知公司。认知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既然公司对现代市场经济那么重要,对国家的富强那么重要,那么,我们了解公司的价值和意义自然就有了。这就自然带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对待公司?我们对待公司的态度是正确的吗?公司与公司里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在这部片子里全都有思考。

 

 

 

《华夏时报》:对于公司历史的回顾,类似的纪录片在其他国家有没有?

任学安:没有。我们在几个国家的采访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赞许,“哎呀,中国现在是很厉害啦,中国的媒体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思考这样的选题,我们的电视机构,我们的媒体都还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而中国的电视机构已经在做。”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它填补了一个空白。类似的感慨也出现一些国家的研究人员之中,他们说,“一部《剑桥史》那么完整,但是很遗憾,它中间缺‘公司史’,它有宗教、有国家、有科技、有文化,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公司史。”公司史是散落的珍珠,我们做的工作是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以我们中国人的思考来做了这么一个题目。这是全球第一部电视版的公司史。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华夏时报》: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创作起来,哪一种更难把握?

任学安:这两个题材不太相同,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难之说,两个都挺难。不过,从一定程度上讲,《公司的力量》比《大国崛起》还要难,原因是国家的历史脉络相对更清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书写的历史,成文的东西很多,只不过是缺少从大国这个角度,从崛起这个角度来观察它,再加上现代化,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待的话,需要加以梳理,然后进行电视化,添加上故事。但是,就“公司”而言,它没有一部完整的《世界公司史》,我们所知道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没有这么一本书。这就带来了创作上的困难。公司的力量散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章之中,这就需要我们做挑选、筛选、整理。更重要的是,公司的历史是留存在公司内部的,很多是公司的内部资料。

 

《华夏时报》:《公司的力量》第九集是《本土雄心》,专门讲述中国的公司,就你的采访经验而言,你对当下中国的公司有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判断?

任学安:我觉得公司这种形式在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跌宕起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公司在中国的持续探索。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当时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国有化浪潮,在那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方式,“公司”变成了“工厂”,中断了大约30年。到1978年开始,公司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再次探索公司,我们现在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就是由公司来创造的,很多人的梦想也是通过公司来实现的。而且,中国的“国有工厂”改变为“国有公司”的时候,恢复了活力,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主体。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拿就业来讲,原来大学生毕业,叫做“分配”,到国家机关去,到国家的单位去,现在这种观念比较淡了,大家毕业后要到市场上比较具有活力的单位中去,甚至是说我来创办一家公司,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这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极为深刻的。原来我们过度依赖国家,现在我们只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经营,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过去的衣锦还乡与现在的衣锦还乡,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公司能够呈现的面貌,是非常可以让人期待的。我们创作《本土雄心》,是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本土,每个国家的公司都有一个向外走的雄心壮志,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试图成为一家独树一帜的公司。”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大经济体,中国公司的机遇非常大,中国到了该登台表演的时候了,不仅是在本土,更要是在全球;不仅是在市场上面,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建设、管理科学、科技创新上面。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已经离开了舞台的最中央,换上来的是改革的受益者,原来的人干得不错,你们应该怎么干?所以,这部片子其实还是一部励志片,上台的80后,甚至90后,应该如何面对前辈留下来的公司。当公司成为实现个人梦想变成一种常态,我们如何将小公司变成大公司,将大公司变成伟大的公司,实现这些想法的话,我们需要了解公司的前世今生。这个重要。

 

《华夏时报》: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再到《公司的力量》,这些颇具宏观思维的话题,对于你个人来讲,其中潜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思路?

任学安:不夸张地讲,中国人,人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个大国梦。因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积淀、日常教育等,都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不管是生活得好与不好,我们的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从1840年开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衰落了,即便如此,我们也是一个衰落的大国。我们需要重振、需要复兴、需要再造、需要赢得一个大国,当然,现在的大国与原来的大国,其内涵和表现都有着很大不同。由于一直以来受到的影响,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着宏观的思维。当然,还有个人的爱好、偏好、习惯,对于我来讲,20年来,我一直在央视的经济节目部工作。而这些年来,变化最大的部分、最有活力的部分,就是经济领域。我非常有幸观察和记录了这样一个变化,虽然是在局部,但是央视给了我一个全局的视野和平台,所以,对于宏大问题的思考,也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另外,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对媒体的使命也好,或者责任感也好,我可能看得比较重,这与个人性格、文化、习惯等都有关系。我始终认为,作为中国一个发展不平衡、受教育不平衡的大国,央视应该担负传播知识、传播新知的功能,作为其中的一员,应该让这么一个广覆盖的媒体,令其工具价值最大化,发挥其教化、普及、启蒙的功能。因此,我这几年以及过去做的节目,包括分管的栏目都是这样的有深度的东西,像《对话》、《今日观察》、《经济半小时》、《中国财经报道》、《经济与法》、《商道》、《品牌中国》、《20年20人》、《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试点追踪》、《软着陆》等,都是类似的节目。

 

《华夏时报》:你觉得片子的最终形态是否完全表达了当初的构想?有遗憾吗?

任学安:没有遗憾。这不是孤芳自赏,我认为,以我和我的团队的现在这个能力,我们尽力了,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形态。也许有更好的东西,但那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我们现有的积累、眼界所无法达到的。能够到这个程度,我们就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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