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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愤怒百度之后,作家该如何选择  

2011-06-28 10:56:00|  分类: 读者、北青、人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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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愤怒百度之后,作家该如何选择

文/任孟山   刊于文化部内刊《文化》2011年第5期

 

今年,由于50多位作家的《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注定使得这个年份将会载入数字版权以及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史册;作家韩寒针对苹果公司涉嫌侵权而正在筹划中的“作家维权俱乐部”假若成真,这个年份将会因此而更为重要。而事件造成整个世界侧目的背后,不仅因为百度公司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极为关注的版权问题,由于中国作家的集体愤怒使他们非常想知晓事情的发展方向与解决路径。由作家的愤怒引发的维权风暴,是在中国互联网自丛林时代走向霸权时代之后发生的重要事件,充分表达了以作家群体为代表的创作者的利益诉求与尊严维护。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创作者的权利维护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注定会使长路漫漫。因此,维权者激情愤怒之后要有务实笃定,此事才可能加速解决。

 

法律与谈判:一个都不能少

 

作家的集体声讨和高调唱和,使得维权事件迅速成为了众所瞩目的媒介事件。显然,这对于维权行动的进展具有积极意义,它给傲慢的百度公司形成了巨大压力。但是,所有的媒介事件暗含的规律,是事件会因为媒体的关注度下降而急速降温。所以,愤怒之后的作家首先应该选择的务实之举,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获得事情的解决。

这个途径不是说作家们会确定无疑地大获全胜,因为现有的法律缺陷可能会使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逃脱惩罚或者惩罚较轻,而是说通过法律途径至少会形成两个积极影响。第一,这会将维权的民间行为纳入到制度框架,事情会因此而获得现有的法律资源的协调。其重要性在于,它必将有个结果,这个结果肯定不会只是现有法律条款的机械判决,它必将与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甚至是国际影响相关。这不是说依法判决的原则有变,而是因为法律条款特别是关涉其中的法律解释,是伴随社会发展的情势而改变的。其实,这也是正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能达致的第二个影响,即以此推动相关法律条款的修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孔祥俊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回应的,对引发争议的“避风港原则”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调研报告,并启动了有关司法解释的起草。最高法院将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避风港原则”的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

 

在另一种意义上讲,通过法律途径还能表达的立场是,当下的维权并非一时之举的短期行为,而是坚定不移的长期行动。也就是说,任何涉嫌侵权的网络行为和互联网公司,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只要不停止侵权行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不仅会对现有的互联网公司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还会迫使那些可能没有考虑权力成本的网络公司因此而修正自己的发展战略与盈利模式。

 

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法律途径,谈判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有限。但是,这不代表它不重要。原因在于,法律解决的过程因其固定的程序而注定时间长久,谈判的益处在于它很有可能先于法律判决而减轻自身的受害程度。举例而言,法律并没有判决百度公司现在该如何作为,但是作家与百度公司的谈判(即使谈判短时破裂),却使得百度公司有了删除行动,加快“版权作品DNA比对识别”技术系统上线,以及百度文库的“版权合作平台”。尽管对于百度的行为,作家们并不满意,但事实上它减轻了对被侵权者的伤害。因此,谈判相对于法律判决,特别是法律更可能倾向于作家群体的背景下,谈判所能获得的效果与速度,都要更快捷一些。而且,之所以强调谈判的深层原因在于,谈判意味着参与各方都要有妥协,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没有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创作者的收益也必将减少。当然,此中的妥协是非原则性的。

 

结盟与协作:团结才有力量

 

毫无疑问,参与声讨百度的作家是短期结盟,李承鹏退出而另立一摊固然不是表明维权力量减弱,但它清楚地表明了短期结盟的潜在风险。换言之,若要达致最后的目标,必须要有制度化的结盟。这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结成一个同盟,而是说联系密切的作家们可以三五成群,形成不同的协作团体,大家可以遥相呼应。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百度文库伤害最深的不是作家,而是出版机构。也就是说,作家、出版机构,其他创作者,如音乐人、词作家、作曲家等,甚至包括没有任何名望的个人,都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维权组织。从发达国家的创作者群体的维权经验来看,不能只借助于全国性的协会,因为其官僚化严重、行动缓慢,还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推动更高级别的组织加速行动。

 

韩寒正在筹划的“作家维权俱乐部”,显示了循此方向发展的积极信号。从社会博弈的理论上讲,任何个人最终都无法负担与整个行业进行博弈的成本。无论是采取法律行动,还是进行多方谈判,无论声望多高的创作者个人,都将不胜其累。无论百度公司还是苹果公司,它们可以动用的政治资源、法律资源与经济资源,都远远超越每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说,结盟与协作既是积极维权的战略,也是必须实行的维权策略。当然,谁都不能保证结盟与协作最终必将取得胜利,但能确定无疑地保证博弈力量会因此更为强大,取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会更大。

此外,从中国社会的趋势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复杂化局面已经形成。这催生了更多的利益群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社会群体的协作行动机制在提升。一方面,政府将各种各样的协会去官方化,不仅是为了甩掉政府包袱减少成本,更是为了让民间社会通过自治来提升社会融合度。另一方面,利益复杂化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参与社会博弈的群体增加,逐渐形成更多的协作群体。所有这些,在作家维权事件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声讨百度的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作家协会”,而且,由于“作家协会”的去官僚化速度缓慢,很多作家已经选择“体制外”生存。也就是说,这个暂时形成的作家联盟是个协作群体,假若“作家维权俱乐部”成立,或者还有其他的俱乐部成立,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个机制化、固定化的协作群体。这些群体将会提升利益博弈的力度与速度。

 

而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确定了自身霸权地位的互联网公司,需要提早认识到社会现实与发展方向。版权数字化无疑是个趋势,但数字化的过程不可能只有互联网公司一方获利。草莽时代的互联网“企业原罪”诚然有情可原,但如果到现在还在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逐利行为,则是无法被人原谅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如果要获得持久发展,都要借助于创作者的力量,伤害乃至最终消灭创作者的激情,将是一种集体自残的拙劣行为,没有人能从中获益。因此,面对作家们的集体愤怒,互联网公司也需要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约束。而且,上述分析路径将是创作者维权的发展方向,任何轻视或忽视其团结力量的行为,注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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