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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本届政府应该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2012-03-05 10:47:00|  分类: 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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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不能再拖了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调整利益关系是最大难点

 

《华夏时报》:您今年的提案有两个?

迟福林:有三个。一个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一个是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还有一个是关于海南的。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是新问题了。

迟福林:对。我今年讲的是尽快出台总体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牵动转型与发展全局的关键性问题。无论是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还是我们的社会转型,还是政府转型,现在都与收入分配改革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不宜再拖了。

因此,我提了三个建议:第一,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应该出台正式的改革总体方案。要不然,这个社会会很失望,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会很多。第二,年内应该征求各方意见,增加总体方案的透明度,听听社会意见,使社会对这个事情有个期望。第三,一定要配套出台相关的措施。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这样,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推动社会转型的一个举措。

 

《华夏时报》:您觉得方案出台能有这么快么?

迟福林:我期望很大。第一,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国家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第二,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年提出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第三,社会对此有很大的期望。另外,收入分配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再就是,国家发改委对收入分配改革的研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几者综合起来,怎么能没有出台的条件呢?无论是原有的计划、还是现实的矛盾需求,以及已有的工作基础,都有了一年左右出台的可能。再加上十八大在推动改革方面,应该有些重要的部署。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一直动作不大。

迟福林:这是和现实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你回过头来看,现实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利益关系失衡。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就是如何调整利益关系。中低收入群体,要提高,要扩大;高收入群体,要调整,调整的最大问题是要透明,要建立财产公开的基础制度。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也恰恰是改革转型的难点,也就是敢不敢在调整利益关系上有些大的动作,采取一些有利的举措。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难点,恰恰这个难点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如果越拖,矛盾问题会越大,越拖,短期问题就中长期了,局部问题就全局了。所以,我认为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口,来推动下一步的改革转型,因为它影响全局,牵动所有的利益关系,如果在协调关系上没有一点举措,没有一点进步,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险矛盾会越积越大。

不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的局面难以改变。客观地看,尽管这些年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有某些进展,但矛盾和问题的确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例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日益突出;权力寻租有增无减,各种名堂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趋势。这些突出问题,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垄断行业改革,还是政府“三公”经费治理,成效甚微,步履维艰。能否打破利益关系的制约,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

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透明

《华夏时报》:您说调整利益关系是最大的难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最难办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应该从什么地方切入才能更快地加以推动呢?

迟福林: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透明,所以,提高它的透明度,这是收入分配调节中的首要问题,只要透明度大一些,收入分配调节就会好一些,没有透明度,改革就没办法弄了。比如说,工资怎么定?大家协商啊。你说低了高了无所谓,我协商谈判。第二,灰色收入现在很多,咱不讲腐败收入,如果透明了,灰色收入就没了。第三,腐败在哪个地方都很难根除,但是,只要你透明,大的腐败就很难发生。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是要解决透明度的问题。

 

《华夏时报》:那这需要制度方面的约束。

迟福林:是啊。比如,初次分配有个协商谈判的制度。再比如说,财产的申报制度。这当然需要从官员做起。经验证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解决分配不公,迫切要求尽快建立财产向全社会公开的制度,并先从官员做起。

 

《华夏时报》:这个很难。

迟福林:可是,这道关越早过越主动,越晚过越被动,是非过不可的一道关。越不主动过,可能矛盾问题会越大。这件事情,主要不是技术条件具不具备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改革的判断和改革的魄力。

 

《华夏时报》:那您说的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与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迟福林:非常重要的关系。收入分配涉及到再分配,再分配里面,这笔钱从哪里来呢?除了中央财政之外,最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如果国有资本一部分能够拿到公益性领域来,我们保障性住房也好、社会保障基金也好,不都有了一个前提吗?

 

《华夏时报》:您说的是个财源问题。

迟福林:对。第一,我们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是个突出矛盾,这和改革开放之初私人产品短缺有很大不同。原来是吃饭穿衣,现在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就业,包括环境,这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它的特殊性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二,我们现在的国有资本总量很大,国有资本收租分红的比例很低,所以,调整一部分国有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那么,对于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加大基本服务公共化进程,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能体现出国有资本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不大赞成世行刚刚讲的如何全面缩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做大没什么不好,问题是你怎么做大的?做大了以后收益干嘛了?这两条最重要,如果是依靠公平竞争,做大了有什么不好?如果做大了,要来于全民用于全民。

 

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

 

《华夏时报》:收租分红比例要到什么程度呢?

迟福林:国际上大概20%到25%。我们两万亿保障基金还差1.2万亿,两三年就解决了,还有一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所以说,再分配当中,国有资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华夏时报》:但是,你从国有资本那里多拿钱,是不是会有困难呢?

迟福林:那有什么困难呢?我给你矿产资源,就有个收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利润,就是个分红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收租分红,是因为我们现在太低,低于国际标准。目前最高是10%,国际标准是20%到25%。我们的改革是个政府主导的改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协调者,必须在协调利益关系上体现出公平性,要对既得利益有所触动。对国有资本的调整有两个效益,一个效益解决公共产品的短缺,一个效益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

 

《华夏时报》:但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只有国有资本调整不够。

迟福林:对,比如还有财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国富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第一,国家财政增长成倍于GDP增长;第二,GDP增长总体上高于老百姓实际收入增长(去年不一样);第三,国有资本的增长高于一般经济的增长。国富发展优先过去没什么错,因为总量很小,我们迅速做大总量,问题是:第一,老百姓在分享当中有落差,不公平;第二,这样一个发展挤压中小企业的空间;第三,这样发展没有更大的可持续性;第四,这样一个发展难以为继,它以投资出口为主,以重化工业为主。未来10到20年只要走向消费主导,13亿多人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从一个生产大国转向一个消费大国,20年保持8%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这几年可能会有调整,甚至可能到7%,但总体上说城市化至少有15到20个提升点,服务业至少有15到20个提升点,这对拉动消费、拉动增长是最大的动力,可是你这个最大的动力没有释放出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动力,动力不足,动力被抑制。我们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是怎么发展?我把中国未来的20年称为二次转型、二次改革,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是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任务,尔后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消费主导是个大战略

《华夏时报》:可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没有到位,财政收入增长几倍于居民收入增长,您现在说消费主导,而且认为是中国转型的大战略,是不是超前了?这怎么理解?(迟福林近期刚刚出版“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

迟福林: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只有大判断、大战略确立了,它的前提条件才能解决,中国要不要走消费主导?消费主导是不是一个战略?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才能转变发展路径,我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消费上,要消费怎么办?要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要改变老百姓的消费预期,所以,初次分配要解决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再分配解决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如果这样,涉及哪几个条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还有公共产品,等等。这些怎么解决?靠政府。政府怎么解决?政府必须要转型。(政府)从做大经济总量转到做大消费总量,然后将提高消费力作为政府的约束目标,不再将考核GDP作为约束目标。那么,这样一个逻辑下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所以,这个事情要反过来看。

 

《华夏时报》:您的意思是在大的理念上有转变。

迟福林:对,然后调整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所以,我极力鼓吹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欧美的市场萎缩肯定是个中长期的事情,而且中国走到一定的阶段,外部世界势必要对你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你更大更强。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内部的增长动力:你的城市化还不到50%,至少可以搞到60%到65%;你的服务业才43%,至少可以搞到60%到65%,这两项是多大的动力啊。第二,你的农村,两亿多农民工都市民化了,带动多大消费?第三,你的文化产业,占GDP才2.5%,欧美是15%到20%,我们只要搞到10%,多少万亿的消费啊?中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些消费潜力的逐步释放,完全可以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判断下,就要采取动作了。你不能说,现在保增长就要投资,投资对不对?对,保增长很重要。但是,短期与中长期怎么结合,现在要改变投资结构,不能4万亿都投到铁公基上去了。比如说,1万亿或2万亿投到保障性住房,农民市民化不久可以了吗?短期投资与中长期的投资消费就能结合起来了,就能改变投资结构。那么,这么做就需要有一个大前提,但是,这个判断远远没有统一。尽管我们一再说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但是将它作为一个大战略、作为一个重大的转型的选择,将它作为经济发展转变的一个突破,远没到位。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严重不足,消费能力远没释放,你说我们农民家里有什么消费啊?有点钱还得存起来,怕以后有病。

 

《华夏时报》:这就是您说的公共产品短缺,消费不足实际上是个体在承担公共产品不足造成的后果。

迟福林:是啊。家里的教育支出,不比过去要多得多吗?家里的医疗支出,不比过去要多得多吗?在养老上的支出,也在加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制约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倾向。为此,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在这个理念下,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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